[法]巴黎外方传教会报告书（1918） 方豪 译

编者按：本文译自一九一八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报告书“邓明德神父传”，原文以笔名“茅庐”　　发表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日昆明《益世报》（宗教与文化）副刊，新十五期，后收入方豪编《方　　豪六十自定稿补编》，编者自印，1969年。文中“罗罗人”为今“彝族”旧称。

　　邓司铎原名Paul-Felix-Angele Vial，一八五五年一月三日生于法国Voiron。生后第二日领洗。共有四兄弟、四姐妹，他是第五个。

　　 小时候豪无奇特处可以称述。在宗教神业上相当热虔，好读书，曾被录收为圣母会会员。

　　 当时有一耶稣会司铎名商平（P.Sambin），每星期必临圣母会演讲一次。明德就去找他。商平司铎觉得他颇有特长；明德亦从此日有进步。并考入Avignon传教学校。

　　 明德离别父母的时候只有十三岁。两年后他们又把他招回去。曾有一朋友说明德当时因辍学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非常重大，无异舍身受难。但中断不久，他的父母又让他回到那那座切想着的学校里去。

　　 校里的师长就将他托于玛丽特拉赛尔女士，赛女士为人慷慨而富热情，当时已扶养三个小朋友，明德是第四个。赛女士对他指导照顾，无微不至。

　　 出校后，他不为自己的将来问题打算。并没有一秒钟犹豫，便立志成为一耶稣会士。在初学院一年后，师长们提出异议。他便听从他们的决断，在一八七六年九月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。

　　 三年后晋升司铎，立被指派来云南传教。一八八0年四月二十九日，适值他离马赛后的六足月到了龙溪（属盐井县），那是袁主教(Ponsot)的驻在地，这是一个怪好的长者，离法已有五十年。他急欲出外传教，但不得不先习华语，研究中国礼俗和教友或外教人的性情、思想等。换言之，他尚当受传教的训练。约历五、六月，便被派往漾濞实习，协助M. Terrasse神父。

　　 那区域辽阔，领洗的教友虽不多，但希望进教的却不少。而此等人中大多数是健讼的，故录取前，须加以甄别，甄别时非常严厉。邓神父一生之憎厌诉讼就起于此时。然而他在漾濞毕竟住上了五年，下了绝大的耐心，并花了不少工夫。他作了许多次旅行，往往是步行的。

　　 某年，他并曾获得一次到缅甸去的机会。那时有两个英国旅行家名MM. Colghoun, Wahab,到了他那儿，几已精疲力竭。他就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，并助他们旅费。领他们到Mandalayo,缅甸北境的主教Mgr Bourdon留他住了三个月，他就在那儿为华侨教友立下了基石。

　　 他固然一片诚意为教会做了一番好事，但竟遗忘了规则：邓神父便因这一次旅行受了惩戒，将入会期延迟了一年。

　　 一八八五年被调至得子村（属嵩明县），教友愚鲁无知，人数又极少。曾设法促进，但竟徒劳无功。他便四处探访，到邻村去试验。

　　 不久，他在路上遇到一些民族，服装、习俗、语言都跟汉人不大相同。这就是罗罗族。当时他的好奇心非常浓厚，并立刻起了一种劝化他们，作他们开教者的希望。这计划是很新鲜的。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认为太怪僻。然而邓神父不特不缺乏怪僻，他的怪僻程度，在他的一切品性中，排列起来，也颇崇高。但我们并不是说他做错。他为接近他们起见，一八八七年在天生关（属陆凉县）租了一间房子；不多时他便移居路美邑，那是路南平原上的一个好村子，离城一小时。全村除了少数几家外，全属撒尼族。这些土著都很老实，温良而胆小。他们憎恶汉人，因汉人曾经征服他们，并常施虐待，侵占土地。他们对这一位欧州人颇愿亲近，他也对他们表示好感，并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，凡可以获得他们信托的方法，他都逐渐的学会。

　　 几个月后，他就厕身夷族人中，此后即继续至三十年之久，直至死而后已。

　　 赖着他那女施主的慷慨（按即赛女士），他在村旁买了一块大空地。建立起住宅、圣堂、学校。

　　 傍晚，农事完毕，当地人就来和他周旋几个钟头。他就像他们的老师，答复他们的问题，一从所好，并分赠小礼物。他得一个妙法，就是“爱”。这为吸引夷族人似乎是一个秘诀。有人说：他爱他们似乎太过，他的宽大的爱遮掩了他们的过犯。夷族的一切在他都是好的。他要做夷族的开教者；专一的开教者，因此他对汉人便不加过问。据他说：收汉人入教，便要使夷人退缩。然而有时为传教热情所驱，或为事实所逼，他也曾训练过一名传教员，并给他一家人受洗。

　　 照着他的传教方式，他曾为耶稣基督得了几百个人。

　　 福音从路美邑传到远处。来归的人数增了不少，往往是全村或村中一部分人同来的：这也是土人的合群心如此。邓神父一人已不能担负一切事务。又新僻了两个地区，一个是属于阿细族的。

　　 但因准备入教者，事先都须加以训练，故需要传教和教经人员。邓神父就在教友中选择培植，不久即遣派较优秀者入修道院，中途退出，无志晋升司铎者，即委为普通传教人员。

　　 教会方面并付托他创立中国修女会。他也愿收容夷族女子。但困难极大，虽经试验，然无成效。过了很久时间，他再度尝试，但应召而来的几尽系汉族少女；他曾亲施教诲。这不过是修女会的雏形，照他去世前的表示，这些少女应归并于中国修女会。

　　 这时，便发生书籍上的困难问题。夷人大多数不识汉文。他就开始改编教理问答，使能适合夷族中之稍识之无者。但这种办法仍不能使他认为满意。他知道夷族亦有文字，他就请他们来教读。他也编了一部字典。亲自到香港印书馆指示。此后，每一教友之中都有一本夷文的教理问答和经文汇集。他这一革新举动，获得一般人狂热的称誉。但只是小册子，卷帙不厚。邓神父尽其可能的把他简单化，短到最低限度。他曾说：“教会初兴时并没有这许多经文，这许多仪式礼节；我的教友现在也还幼稚，将来再另作计划吧。”?
　　 一八九二年九月他的生涯突然中断。路美邑的几个小窃，在某一晚上，进了他的住宅。他起来抵抗。其中有一个，距离最近，转身以小镰刀来刺。他的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，但最重的伤是在心旁的那一枪。在香港他经过六次手术。后又至法国，又经两次手术，终得痊愈。一八九四年再来中国。在额上留着一个很显著的刀痕。双臂和手指也都丧失了伸曲性；但仍能使用双手。他的健康并没有受了过度的影响，没有妨碍他以后的许多工作。

此后他觉得人民智识的低落能产生不少弊害，便有志开办学校。他所遣往修道院去的学生，一个个辍业归来，只有在一九九0年达到了目的，那就是毕景星徵祥司铎。他就派那些学生到各村去，或委曾受教育的教友，不得已时即聘正直的教外人代替。他曾希望立一师范学校，向政府立案，为夷族子弟栽培师资人才。但因困难丛生，计划不能实现，最为可惜！此后他即致力于法文学校；原来二十年来他常亲自教授法文，并讲数学、史地等。在去世前数年，他每日要讲授几个小时，班次是规定的。他的目的是希望夷人能获得更多的知识，在他们的精神里灌输新的观念，尤其是基督的观念。而最终的目标还在吸引他的新教友，使他们对公教教义认识更清，更有兴趣。但他的传教工作怎样能适合教育的环境呢？据他自己说：“豪无冲突处，我很能把两者融合在一处。”

　　 他在百忙工作中，仍能偷闲著述，发表了多种书籍，引起了不少学者和考察家的注意，如：《云南罗罗文字考》（Etudesur I'ecriture des Lolos au Yunnan）（一八九0年出版）；《罗罗与苗子》（Les Lolos et les Miaotze）、（一八九一出版）；《罗罗人之历史与宗教》（Les Lolos Histoire et Religion）(一八九八年出版)；《法夷字典》（Dictionnaire Francais-lolo）(一九0九年出版)；还有许多论文发表于Missions Catholiques和外方传教会年鉴中。凡有考察团路经云南必请求指示；他总是那么一片诚心的尽情讲解；但竟有不少人辜负了他的盛情，将他供给他们的资料，盗为自己的作品，他于是不轻易发表。他曾说：“以科学事业光荣上主，公教传教士，不惟有权利且有责任，将这光荣让与他人，那是错误。”考察罗罗族后，他有志研究苗族。他赖着别人的施舍，在青山口购买了一些地，面积相当广大。造了一所住宅，两所学校，以后又造了一所小而庄严的教堂。又为教友农民辟了一个村庄。但他的希望一点没有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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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因苗族……邓神父开除了几个，别的也都走了。

　　 然而这一失败并不使他忧伤，也没有使他失望。他是乐观主义者。他常能自知满足。“若胜利尚未来到，不久就会来；一切都好；再过一年、两年，我的事业就会完成。”他的言谈和文字中，常充满了类似的感想。

　　 他的年龄随着工作而老了，精力衰退了；一九一七年春，他自觉不能再支。

　　 七月，他决定回昆明。除了糖尿病外，医生诊断他另有心脏病；器官业已败坏，它能突然停止。?
　　 然而不久，邓神父又回到本堂去；他和病魔斗争，病却日益加重。

　　 十一月十六日，他的一个邻近传教士莫神父（M. Mongellaz）到青山口探视时，病人也极度疲乏；已有多日不做弥撒；一月来进食亦极少，且屡有呕吐。对给他施行最后圣事（教会仪节）的神父说：“一如尊意，我已准备好了。”有一天，龙神父、王神父、黄神父（MM. Ducloux Badie, Souyris）和莫神父等都在他身旁，他呼说：“这死期多么好，我的出殡必很体面。”然而使他不安的是修女学校的未来和其它琐屑事。他希望能和主教一谈。十一月三十日主教果然来了，他亲自部署了一切。使他宽心了不少。

　　 十二月七日人们知道他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；傍晚六点钟，他要起来，有人在旁帮助他。但莫神父突闻喊声，急往探视，将病人抱住，安于床上，即为诵经，病人亦点首启唇，表示他已听见。六点二十分去逝世，享年六十三岁，传教三十八年。

　　 出殡礼非堂庄严，苟无人加以劝阻，全族人都要参加。后定每村派一代表。毕神父亦来。邓神父生前表示愿葬在维则，也曾指定墓地。这村子是在一平地上，居夷族区域之中，十二月十一日这位罗罗族的开教宗徒便葬在那儿了。